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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視野中的泉州城市空間及文化變遷

2022-01-10 點擊:
李靜蓉,林儀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福建省泉州 362000)
 
 
摘要: 中世紀世界各大文明都將焦點轉向海洋,推動了海上貿易的發展。在海外貿易的推動下,泉州番客勢力的擴張及聚居形態的改變,極大地推動了城市空間的改變,在這個變遷的空間里,跨文化接觸在深度與廣度上都進一步加深,由此形成泉州獨具特色的多元文化并存空間。
關鍵詞:泉州 城市空間 番客 跨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 K23;F29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4110(2021)07(a)0120-04
 
The Changes of Quanzhou City Space and Culture in the View of World Civilization
LI Jingrong, LIN Yi
(Quanzhou Oversea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Museum, Quanzhou Fujian, 362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ges, all the major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turned their focus to the sea, and the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trade. Under the impetus of overseas trade, the expansion of the power of Quanzhou foreigners and the change of the form of settlement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change of urban space. In this changing space, cross-cultural contact has further deepened in depth and breadth, thus, Quanzhou has a unique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space.

Key words: Quanzhou; The Space of City; Foreigners; Cross-cultural exchange
 
     泉州,位于福建省東南沿海,中世紀時期以“刺桐(Zaitun)”之名蜚聲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地區。13-14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阿布爾菲達(Abulfeda)沒有到過中國,但他根據穆斯林商人提供的信息,說泉州是港口商城,并記載了泉州的潮汐、城市規模、用水情況等?梢姲⒗藢Υ掏┑氖煜こ潭戎。[1]“刺桐”之名又經阿拉伯人傳遞給歐洲,因此,“刺桐”頻繁出現在中世紀阿拉伯人、波斯人、歐洲人的文獻里。15世紀后由泉州銷往海外的絲織品還以“刺桐”名之,“刺桐”仍為西方世界所熟知。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說: “16世紀流行的這樣一個詞可以讓人記起Zăītūn曾經的輝煌:第一時期的西南季風當時稱為mavsin-i (Zăītūnī),即‘刺桐季風’。” [2]
   14世紀末以后,泉州作為官方貿易港口的影響逐漸淡出了國際航運舞臺,以致于19世紀末,歐洲史學界圍繞Zaitun在漢語中對應的地名展開了一場大爭論,直至20世紀初,這一場大爭論已經超越了歐洲范圍,阿拉伯、日本和中國的學者也紛紛加入了這場爭論。隨著泉州地區出土的大量中世紀遺物遺存,以及中外學者對這些遺物遺存的考證與闡釋,最終確定了刺桐是Zaitun的詞源,Zaitun即今天的泉州,同時確定了泉州在10-14世紀作為世界性港口的重要地位。
10-14世紀泉州作為中國連接世界的重要港口,其發展與世界文明的變遷緊密相連。因此,本文主要從世界文明的角度出發,考察泉州城市空間及文化的變遷。
 
1世界文明的遞與泉州城市空間的變遷
 
     伊斯蘭文明興起之前,5-6世紀是波斯薩珊政權的鼎盛時期,當時波斯人控制了與東方的所有海上貿易,中國文獻多次提到波斯人的船只,波斯灣與中國之間的航線是暢通的。伊斯蘭教興起之后,阿拉伯人的勢力分別經波斯灣和紅海向東、西兩個方向擴張,尤其是8世紀阿拔斯王朝將首都遷往更靠近波斯灣的巴格達之后,逐漸將海上貿易推向了頂峰。13世紀由于蒙古的征服,導致波斯灣地區的貿易中心由巴士拉轉向更靠近出?诘幕魻柲酒,而穆斯林世界的政治中心則轉移到埃及,因此盡管蒙古人的征服導致某些貿易中心的轉移,但波斯灣與紅海地區仍然是印度洋地區國際貿易的中心,阿拉伯人仍是印度洋地區的主導力量。
     13-14世紀歐洲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以意大利為主的西歐國家也將注意力轉向海洋,威尼斯人、熱那亞人等歐洲商人十分活躍,積極推動歐洲融入當時的東西方國際貿易體系,并試圖突破穆斯林商人中間商對東方貨物的壟斷,一定程度上與遠東(中國)建立了直接聯系。甚至在13世紀80年代后,熱那亞人一度掌握了取陸路由埃及經亞美尼亞進入伊利汗國,再從忽魯模思由海道前往中國的路線。[3]作為印度洋—太平洋貿易重要的中轉站——印度南部,這里的王朝對貿易采取了一種積極的態度,并從中獲得了豐厚的經濟收益,其中泰米爾商人十分活躍。
     8世紀中期唐朝安史之亂后,中國溝通西方世界的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唐朝政府開始倚重海上絲綢之路,對海外貿易采取比較積極的態度,促使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北宋時期海外貿易繼續發展,南宋時期國家的政治、經濟重心加速南移,海外貿易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13世紀蒙古帝國的統一及其所實行的重商政策,極大地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國成為13-14世紀南海貿易圈的主導力量。“蒙古人統治的元朝時期,憑借非同尋常的穿越中亞的陸路以及穿越印度洋及其周邊地區的海路,中國似乎注定要在13世紀成為霸主,即使不是全世界的霸主的話,至少也是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的霸主”。[4]東亞的日本與高麗在10世紀后以開始有了很大發展?梢哉f,當時整個世界的經濟與貿易都呈現繁榮的局面。
可見,5-14世紀之間在這個泛太平洋-印度洋體系中,東西方文明興衰嬗替,但無例外地都將主要關注點投向海洋,推動了海上貿易的繁榮。在這種背景下,對位于中國南方的港口泉州來說,其發展模式與世界文明的變遷緊密相連,海上貿易的推動使泉州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港口發展成為蜚聲世界的東方大港,并對泉州城市空間及文化的變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泉州本來設治在晉江中游的南安豐州,于8世紀唐朝開元時期遷治于晉江下游的沖積平原,更靠近出?。唐時泉州的城市,即“子城”,遵照以禮制為核心的設計思想,以方形城墻作為城垣形制,城周僅3里,這是古代城垣形制的基本規模。并遵照“前朝后市”的規范,官府居于北面,南面有東西兩個坊,是工商業集中點。建成后的唐城,外有壕溝環繞,可“通舟楫于城下”。“遷治建城是泉州港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從此,它以一個港口貿易城市的清晰輪廓出現了。”[5]其后,唐城陸續增擴,稱“羅城”,但范圍不大。10世紀中葉,留從效控制泉州后,為了推動海外貿易,著手擴展城市空間,不僅將城門由4個增設至7個,還開辟寬敞平坦的街道,建筑貨棧,為他所大力推行的海上貿易提供便利。留從效擴展后的泉州城稱“新羅城”,呈不規則形狀,城周20多里,是唐城的6倍多,其空間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唐代,五代時期打破了唐城的傳統格局,初步顯現了商業城市的形態。新羅城外南面與晉江之間的土地進一步被開發,后來發展成外商聚居、貨物集散商業核心區,并最終成為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朝時期羅城有多次拓建,但規模不大。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標志著泉州正式成為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泉州做生意,他們主要聚居在泉州城南地區,逐漸形成了“番人巷”的僑民區,并建造了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外來宗教建筑。按照“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的規定,他們聚居的城南即羅城外,還不是城市空間的組成部分,但作為商業核心區的地位卻越來越重要,并引起泉州地方官員的重視。但這里每年夏秋貿易繁忙季節,往往發生洪水泛濫,商人的財物遭到很大損失。因此,1230年地方長官游九功沿著江岸建筑了3公里長的城墻即“翼城”,就是為了保護這里的僑民區和商站免受洪水之害。翼城的建造對城南的進一步繁榮,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榮,“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6]。“號為天下最”說明元代泉州在全國海外貿易中已經居于前列,與近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聯系,成為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所盛贊的那個“東方大港”。元朝泉州海外貿易的空前繁盛,以及元朝對外來民族的優待,極大影響了城市空間格局。1350年,地方長官偰玉立在南面和東南面拓建了一段城墻,使之與翼城相接,將番商聚居的城南并入城市空間的組成部分。至此城墻基本定型,周長30里,比唐城擴大了10倍。
泉州作為沿海港口城市,其發展與世界貿易的發展密不可分。從8世紀遷治建城,到10世紀拓建羅城,13世紀建筑翼城,14世紀“擴羅就翼”,數個世紀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泉州城市的空間布局,形成典型的商業貿易城市。
 
2客勢力的擴張與城市空間的變遷
 
    隨著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歐洲人等紛紛來此貿易,其中許多人僑居于此,繁衍生息。這些蕃客經商給政府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受到政府的倚重,尤其是在元代,這些僑居的蕃客甚至被編入元廷戶籍,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多數是屬于第二等級的“色目人”。“色目人大都有較高文化水平,長于經商理財,或擅長一些特殊技藝,而且遠來中土,在漢地無勢力基礎,因而與蒙古統治者結合緊密,頗受倚重。”[7]元代泉州有許多色目富商,如“輕財樂施”的施那帷,“進異木沉檀可構宮室”的合只鐵即剌,進獻珍異及寶帶、西域馬的馬合馬丹。
   泉州蕃客勢力擴張的途徑主要有:通過經濟實力謀求政治地位,亦商亦官;通過公益事業,發揮社會精英的作用;通過聯姻形成核心群體等等。為了招徠外商增加財政收入,政府會通過授予次要官職的方式鼓勵蕃商。如阿拉伯商人蒲羅辛因載乳香來泉州抽解價值30萬貫,被授予承信郎。其中經濟地位與政治影響雙重成功的典型代表當屬蒲壽庚。13世紀70年代在蒙古人入侵南宋時,蒲壽庚以他的海上力量援助了蒙古人,他本人及其家族因此獲得了很大的好處,他隨即被任命為福建、廣東的軍事長官,并繼續擔任市舶使,“擅番舶利者三十年”。14世紀20年代,他的后代還擔任福建高級官員,而他的女婿佛蓮是一位來自巴林的蕃商,擁有一支80艘海船的船隊,死后家中僅珍珠就有130石。為了提升其社會地位,這些蕃客往往捐助公益事業。早在蒲壽庚的父親蒲開宗遷居泉州不久,就出資重建了太守倪公祠,后又重修了龍津橋和重建了長溪橋。為了貿易安全,有的蕃商還資助泉州地區的巡邏海船和修建城墻。“外國人熱心公共事務的例子,這是一種典型的精英行為。”[8]
宋朝夷夏界限分明,雖禁止“宗女嫁夷部”,但仍有蕃客犯禁挑戰這個界限,“賈胡莆姓求婚宗邸”。隨著蕃客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元代,蕃客已經成為當地官員、商人主動攀附的對象。這些蕃客或者依靠權勢與財富強娶漢女,或者漢人仰慕其權勢財富,主動以女嫁之,或者漢人主動改變民族身份,“有從妻為色目人,有從母為色目人者”[9]。這些現象均是蕃客勢力擴展的結果。
蕃客勢力的擴張也可從與本地知識分子的沖突顯示出來。南宋有蕃客在文廟前建層樓,泉州知識分子認為不合禮制,有妨風水,告官,蕃商結交中國官員,廣行賄賂,官員偏袒蕃商,最后不了了之。直到數年后,太守傅自得以“化外人,法不當城居”,將層樓拆除。層樓之爭,亦可作為蕃客城居的證明。
可見,隨著蕃客勢力的擴張,其居住與建筑的空間也在突破“夷夏”的界限,“蕃商雜處民間”,尤其是元代蕃客作為色目人的優勢,他們在許多情況下不受傳統城市格局的限制。盡管元代泉州城南名義上還屬于城外,但由于元代所倚重的色目蕃客幾乎都集中在城南,而且一些重要機構如市舶司,以及各種中外建筑,城南片區不僅是泉州商業核心區,也是各種勢力中心,事實上元代城南已是城市的核心區,直到偰玉立“擴羅就翼”,將城南包括,這時城南作為城市空間的組成才實至名歸。何況,在城南并入城市空間之前,已經有不少蕃客居住在城中,形成“夷夏雜處”的居住形態,元代這種夷夏雜處的形態更加突出。比如教堂的建筑,早在蒙古帝國初期,各種宗教建筑就被允許建筑在當時作為帝國中心的哈喇和林宮廷附近,而元朝將帝國中心遷往北京后,延續了此前的政策,天主教傳教士孟德•高維奴所建的北京總教堂就離宮廷不遠。泉州東門是北上京城的重要通道,亞美尼亞人捐贈的天主教教堂就建在東門城墻內附近。這說明了蕃客勢力的擴張對泉州城市空間布局的變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3城市空間的變遷與跨文化交流
 
    泉州歷經數個世紀的發展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吸引了阿拉伯人、波斯人、意大利人、泰米爾人、亞美尼亞人等這些善于經商的民族來到這里,他們在這里貿易、生活,并帶來了不同的文化。隨著蕃客數量的劇增與地位的攀升,推動城市空間的擴展,并改變了城市的聚居形態。而城市空間擴展和聚居形態的改變,使文化接觸的維度與深度也進一步擴大。不同民族與文化在這里的長期交流、碰撞與融合,必然引起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價值觀念、藝術形態等一系列變化。
首先,商業知識與貿易經驗、航海技術在這里互相交流,形成了濃厚的重商風氣,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價值取向。“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為原憲暮陶朱。”[10]這種“亦儒亦商”的生計模式,沉淀為泉州社會的人文傳統,并深刻影響了后來的海外移民。其次,跨文化交流擴展了商人、官員、普通民眾的地理視野。商人在直接貿易中熟知各地的風物習俗,也更容易理解與尊重異域文化,“早期舶商視野的拓寬及對不同世界的逐步認識和適應,使泉州人比那些受正統世界觀制約的人們,更易于接受來自異國的風物與文化,而正是這個超越正統的文化觀念,為后來泉州海外貿易視野的進一步拓展奠定了知識基礎。”[11]任職泉州的官員在與蕃客的接觸中,也大大提高了對世界地理的認知,并保留了相當準確的記錄。趙汝適十分明確地說明《諸蕃志》的撰述參考“諸蕃圖”,記錄了與泉州有貿易關系的58個國家和地區,所涉貨物種類47種,其中關于西西里島的地理記載,是中文文獻最早記錄的資料。這是立足泉州這個城市空間放眼世界的典型例證。另外,夷夏雜處的居住形態,促使了人種與血緣自然而然的融合,這便是跨文化接觸的結果,大大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婚姻形態和家庭結構,蕃漢結合是那個時代常見的現象。同時,文化接觸還帶來了生活習俗的改變與語言的豐富,以及藝術的交融等等。在這個城市空間所發生的有趣又深刻的文化接觸,由此形成了泉州文化的多元特性。

4結語
     中世紀時期世界各大文明都將焦點轉向海洋,極大地推動了海上貿易的發展,形成了囊括當時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泛太平洋-印度洋貿易圈,而泉州歷經數個世紀的發展,成為這個貿易圈的重要港口,吸引了無數的外來民族紛至沓來,這些外來民族甚至一度成為泉州城市的核心力量,在極大程度上推動了城市空間的變遷?梢哉f,泉州城市空間的變遷主要是基于貿易發展的結果,而空間的變遷又促使不同民族互相接觸的廣度與深度的加深,從而促使不同文化多維度的交流與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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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莊為璣、莊景輝、王連茂.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
[6]吳澄.吳文正集:卷16[M].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四庫全書電子版,2002.
[7]陳高華著,黨寶海編.兼收并用 莫不崇奉:陳高華說元朝[M].北京:三聯書店,2018.
[8](美)賈志揚.宋元時期沿海穆斯林群體發展中的移民身份[J].馬娟譯,載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9]李廣齊.垂戒論.轉引自王連茂.刺桐雜識[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10] 劉克莊.后村集: 卷12[M].四庫全書電子版,2014.
[11]王銘銘.刺桐城:濱海中國的地方與世界[M].北京:三聯書店,2018.

作者簡介:李靜蓉(1981-),女,福建泉州人,博士,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跨文化交流研究。
基金項目:2020年泉州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項目批準號:2020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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